清华大学55岁的保洁阿姨邢国芹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在没有乐理基础、看不懂五线谱的情况下，她依靠下班后偷偷自学，弹出了一曲荡气回肠的《我的中国心》。她的一夜爆红再次说明氛围的重要性。正如她自己所言：受清华艺术教育中心的工作环境感染，爱唱歌，也喜欢听钢琴演奏。可想而知，假如她身处于一个浑浊的环境里，周围人浑浑噩噩地活着，她还会有此清趣上心吗？很难！

“北大保安哥”的故事，亦能说明这一点。北大保安许文龙英语词汇量超一万五，不仅考上了本科，还立志考研。有媒体报道过，到2016年，北大保安考上大学的人数增加到500人，其中大部分是大专，少量本科，还有12名研究生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是现实版的“扫地僧”。

氛围之重要，并不只体现于制造一个个“扫地僧”，而是让沉浸其间的后生，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，从而改变成长路径，甚至改变命运。

作家汪曾祺回忆过，其祖父喜欢喝了酒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背唐诗，汪曾祺的父亲则精通金石书画，还拉得一手好胡琴。汪曾祺认为父亲对他的人生影响大。明朝大画家唐伯虎的父亲，虽然是一个生意人，但读过书，向有“贾业而士行”之称，对儿子的读书从仕颇有期望。

这两家都是当地商户，但唐伯虎和汪曾祺没有成为生意人——唐伯虎荒村卖画显然不能算入“从商”——其所面对的氛围和家教，功不可没。

这些例子让我想到儿童时期受到的民俗艺术启蒙。我七岁时，经常在外婆家做客，观其剪纸，某日悄然寻些红纸，照葫芦画瓢，剪出双“喜”字来，令小小的山村之家起了一阵波澜。

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，文化气息不浓。但我那从苏州退休回乡的爷爷把线装“三国”视为生命，我的堂叔爱在煤油灯下读知识类杂志，我的表叔爱写作且善刀刻门笺，他们在下意识中为我搭建起了一个艺术熏陶的空间。这个空间，不同于我的农民母亲、药师父亲所建立的成长环境。但两者是并存的、互相“贯穿”的，例如，我的父亲母亲虽然毫无文艺细胞，但他们会省吃俭用为我适当订阅书报。

我十岁就“看会了”表叔的刻门笺技艺，十二岁就接过表叔的活，为自家和亲友家完成这项事务，还能自己设计出门笺图样，并由此爱上了篆刻。十三岁时，我就用堂叔送我的废品站白纸装订出文学笔记本，开始摘抄文学名句。我日后能成为一个带着文学梦想远行且半辈子写字为生的“手艺人”，而不是一个在村庄的一亩三分地自我满足的人，该感谢的是这个粗陋却温馨的文化氛围。我并不可为此自命不凡，但显然，这个难能可贵的氛围让我发现了更多活着的意义，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活法。

很多人为了把孩子培养好，注重请名师、找路径、听“宝典”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些方面不能说不重要，但肯定不是主要的。很多时候，孩子自身是有从善意识及识别能力的。与其对其滔滔不绝地规训，不如让他们置身于一个富含人文“营养”里，允许他们自我作出“选择”——大人大可放手，只需在孩子关键的关口，给予一些适当的建议即可。

为此，家长还需避免孩子走入“氛围误区”。“孟母三迁”的典故揭示了“坏”氛围的“坏”影响。人都是有惰性的，也很容易受环境影响。积极向上的环境促人发愤，消极低迷的环境诱人沉沦。我曾用过一个笔名“费十年”，意思是懊恼青年时代，浪费过不少时光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不怎么读书写作了，成天和他人锁上门打扑克，越打越沉迷，导致书桌布满灰尘。那时身边很多人也如此，被纸牌娱乐简单粗暴的快乐所“控制”。直到我被骂醒。

还应该看到，适合成长的氛围是不够的——事实上氛围可谓“成功”的首要条件——还得有远大的志向，还得勇于追求。有人身处诗书家庭，却走上歧途，何故？胸无大志，极易自我满足、被更多诱惑“劫持”。

有自我要求，内在驱动，志向、意志之坚，至关重要。这位清华保洁阿姨被音乐氛围感染的结果其实是有多种的，例如，被音乐迷倒，自此爱上听钢琴曲——这已经不简单。但她的梦想是“进阶”的，她想成为一个“演奏家”。她需要这份“更大目标”激荡起的雄心。惟其如此，她才会“自讨苦吃”，边哼着歌，边去按琴键，尝试把歌曲的调找出来，反复摸索。

没有向上之志，就没有努力的方向。一个思想前进了三千里的人，才能用心自己的行动为之发愤。如此，即使是一名保安，一名保洁阿姨，许多人眼中的“底层”，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奋斗，“鹤立鸡群”，卓尔不凡。

周星驰有一句的台词：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?“满足”现有环境、小小的突破，是有害的意识。相反，在平凡的人生境遇中，立志成为一个特别的人、一个更“厉害”的人，满满的内在动力，帮助一个人克服困难，为了梦想而奔跑不息。